缺席的父母，缺失的教育，缺位的救助，留守儿童遭遇性侵害时格外无力
撰文/赵晗（谷雨特约撰稿人）
编辑/秦旭东
如果说“亲情缺失”“孤单烦躁”等状态是提到留守儿童的困境时，人们很容易想到的，那么还有一种伤害来得更加隐秘而致命——性侵。
罪行对人们想象力和接受能力的挑战远未停止。性侵对象最小的年龄是几岁？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下称“儿童希望”）救助的案例显示：3岁。
小奥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19岁的妈妈生下她就离家出走了。20岁的爸爸要出去打工，把她留给四十多岁的奶奶。奶奶带着她去爷爷打工的地方，在工地的棚屋居住。2013年夏初，奶奶发现小奥被工地上一名19岁的男青年性侵了。去医院检查发现，3岁的小奥感染了严重的妇科疾病，精神也受到极大伤害。
奶奶说，自“那件事”发生后，小奥开始变得暴躁。“她以前不是这样的，很懂事。”小奥第一次见到“儿童希望”的社工时，就提出了几项要求：“你给我买鞋子，好吗？”“你给我买娃娃，好吗？”在地铁里，她因为得不到想吃的食物而放声大哭。奶奶文化程度不高，当无法应对小奥的失控状态时，就假装威胁她说：“你再这样，我就不要你了！”小奥听后反应强烈，大喊大叫：“奶奶，你不爱我了……你还生我气，你不爱我了！”
小奥的遭遇绝非个案，有关儿童遭受性侵犯的现状触目惊心。2018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逐年上升，在提起公诉的案件中，性侵害占比较大。猥亵儿童罪近五年来一直呈上升态势。
从侵害对象看，留守儿童、低龄儿童受侵害的问题突出，特别是在留守儿童集中的地区。部分地方的性侵案件中，七成以上的被害人为14周岁以下儿童。熟人作案占比居高不下。
缺席的父母，缺失的教育，缺位的救助，使得留守儿童在面对性侵时格外无力。在本该天真烂漫的年纪，有的孩子竟然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儿童希望”在过去五年中救助了三十多名受虐儿童，看到性侵带给未成人的伤害之深，看到赤裸敞开的人性之罪和人世之苦。有人批评他们花费太多时间精力投入到根本无解的困境和“屡教不改，没有希望”的个案上。但“儿童希望”相信，爱能医治更新一切，他们面前每一个伤痕累累的儿童，都值得被爱。
留守的隐痛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邬志辉等人分析了2006至2015年十年间的农村留守儿童舆情事件。在他们统计的239起事件中，留守儿童遭遇性侵害62起，自杀28起。性侵的对象多以女童为主，性侵者多是熟人。实际上，这些曝光出来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熟人作案隐蔽性强，对于在农村“放养”的众多留守儿童来说，案件往往很难发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推测，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隐案比例大约是1：7。这意味着，被曝光的一起性侵儿童事件背后，或许还有七起同类案件。
处于窘困的境地，留守儿童的卫生意识一般都很薄弱。步入青春期的他们，面临很大的挑战和困惑。对此“童知”团队的成员深有体会。他们是四川农业大学的社工系学生，在校期间为四川农村地区的三所村镇小学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性教育。
这项行动源自农村当地工作人员向川农社工系老师的求助：一个留守女孩被村里的熟人性侵，产生严重心理问题。 工作人员希望能够在村小开展预防性侵的教育，提高留守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
社工系学生小雨在走访过程中，听闻农村留守儿童遭遇性侵的诸多案例，感到震惊。她决定做些什么。在老师的支持下，小雨和四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童知”团队。他们先在一些村镇小学开展预防性侵的先导活动，效果明显。之后，他们设计了针对农村儿童的为期一年的性教育课程。
如今，“童知”团队已为四川某地四百多名三至六年级的农村儿童提供了性教育和预防性侵害的课程。团队几年的教育观察发现，农村留守儿童，首先缺乏生理卫生知识。他们的监护人多是爷爷奶奶，而且年迈的老人要带不止一个孩子，基本属于“放养”。
如今，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也都有智能手机，他们格外热衷打游戏。有的家里有wifi，有的去附近的小卖铺蹭wifi，他们接触色情内容的机会太多了——比如玩游戏时弹出的色情网站链接，或者无意中点开的色情图片链接。一些五年级的男生已经开始自慰，获得性知识的途径主要是色情网站和同伴教育。
与此同时，涉网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也在逐年增多。最高检曾披露，已出现利用网络猥亵未成年人的新类型案件。如通过网络聊天拍摄儿童裸体视频，或哄骗儿童拍摄色情视频后上传网络牟利等。
青春期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发展是巨大考验。女生发育得也越来越早。城市女孩胸部发育后，往往有细心的妈妈在一旁陪伴，一起挑选合适的小背心，妈妈也会趁机和孩子聊聊女性身体变化和注意事项。但农村的留守儿童普遍缺乏这个体验，很多父母一年都不回家一次。留守儿童由于不注意青春期生理卫生和心理陪伴而引发的问题数不胜数。
“童知”团队所服务的地区有个小姑娘，胸部发育后，由同班男生先观察到她的变化，经常在班上嘲笑她。女孩无地自容，认为身体发育是件非常见不得人的事情，越来越沉默，而她身边又没有人陪伴。
当地方言里带有性器官的脏话非常丰富，孩子们张嘴就来，随意地谩骂或取笑他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五六年级的小学生已经开始把“谁喜欢谁”挂在嘴边，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喜欢，又该怎么表达喜欢。在小雨介绍的一个真实案例里，一个男生说他喜欢一个女生。他的哥们告诉他：你如果真的喜欢这个女生，就当着全班的面把裤子脱了。结果他真的照做了，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女生哭了。据悉，这位男同学成年后，也一直无法和异性建立亲密关系。
“童知”团队在课程中也会讲到男女生互相欣赏，会引导学生建立互相尊重、角色平等、性别平等的概念。
小雨说，社工在慢慢引导的过程中，学生也在转变。在介绍男女性器官时，“你越逃避，越隐晦地讲越不好。它该是什么，就怎么讲。只要老师不觉得害羞，学生就不会觉得害羞，他们会觉得这很正常”。
但也有人认为从小学生口里听到“阴茎”“阴道”不是什么好事。小朋友回家和爷爷奶奶提到这门课，老人们普遍反感，不理解现在学校都教些什么，担心“把孩子教坏了”。
农村学校的老师也不太配合。一开始，“童知”团队带着性教育和防性侵的教材去学校，处处碰壁。好不容易和教务主任沟通好，班主任老师又在开课过程中处处为难，以各种名义占用这门课的时间。
虽然班主任逐渐看到上了这门课的男女生在相处时关系的改善，但整体来说，在农村地区全面推开性教育的阻力仍旧不小。
通过学习，留守儿童知道了，对于“邻居或认识的人触摸你的隐私部位”“邻居跟你玩让你不舒服的游戏”“放学路上遇到的陌生叔叔要带你去没去过的地方玩”等行为，要坚决说不。
课程结束后的调查问卷显示，“童知”团队的性教育课程对提升儿童的健康、安全技巧是有效的。但在应对性侵方面，仍有儿童在课程结束后的调查问卷中，选择“不告诉任何人”这种处理方式，可见预防性侵的教育工作任重道远。
在山高水远的农村地区，一旦暴露出来性侵案件，又有谁可以跟进呢？
热点过后，救助艰难
儿童性侵案件的曝光越来越多，但做后续救助的少而又少。“儿童希望”是国内极少数接受性侵受虐儿童转介的专业服务机构之一。这家成立于1992年的组织，是中国本土的非营利民间机构，至今已与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帮助过一万多名困境儿童。
“儿童希望”的反虐待项目开展了五年，共救助了35个受虐个案。其中女孩27人，大多数遭遇性侵。男孩8人，其中4人遭遇性侵。这些个案分布在全国11个城市，多数在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或三四线小城。目前结项20人，但结项并不代表受害者恢复得好，有的是因为离得太远，机构缺乏人力物力持续跟进，有的则是孩子和父母不愿意继续接受相关救助。
在这些遭受性侵的个案中，超过九成是熟人作案。这些熟人包括村支书、学校老师、幼儿园园长、邻居、亲戚、继父母，甚至还有亲生父亲和外公。
其中，思思的案件曾是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遗憾的是热闹过后，人们不再过问思思的状况，也不了解长期帮扶的艰难。
2013年，12岁的湖南女孩思思被同村74岁老汉性侵并怀孕。思思的父母关系不睦，经常争吵。在出事前，对她的陪伴和关心都不够。
思思不想要孩子，但父亲为了“保留证据”，要求思思把孩子生下来。性侵思思的老汉被判了刑。思思说学校里还有三个老师也性侵过她。
2014年，思思堕了一次胎。2015年，14岁的思思再度遭性侵怀孕。
很多人同情思思的不幸，但与她接触过的记者和公益人士，也会提到她的“反复无常”和“谎话连篇”，有人甚至说思思“不知检点，活该遭罪”。
原来，长期遭受性侵的思思，在思想和行为上都发生了变化。她主动结交网友并发生关系，向同学炫耀“我的男朋友遍布各地，个个对我极好”，甚至发展出过人的“搭讪能力”，主动找黑车司机或小卖铺老板发生关系。
思思的二女儿断奶后，“儿童希望”为思思安排了一所北京的私立学校学习技能，希望她能发展出与同龄人正常交往的能力。那里的同学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大环境相对包容，但思思仍被排斥。同学们觉得她是“不可信的异类”，嫌她吹牛、说谎、借钱不还，在性关系上寻求满足。
有一次，一名新来的同学说她是“疯婆子”。思思发火了，常年积攒的愤怒突然爆发，抓起身后的刀子上前就捅，幸好被同学拉着没伤到人。她还差点把椅子砸在同学头上。
思思与父亲的隔阂也深，争吵不断。她说“恨爸爸”，“他毁了我的人生两次”（指让她生下孩子留作证据），父母还试图让她嫁给第二次性侵她的人。
当思思因为再次怀孕而成为新闻热点时，很多人谴责她父母失责，也有人认为思思不可救药，救助她是浪费资源。当别人无法理解思思，甚至厌弃、辱骂她时，“儿童希望”的社工却明白，长期遭受性侵的孩子，回归正常生活很不容易。
爱可爱的人，尚且可能乏力；爱不那么可爱的人，难上加难。“儿童希望”对思思的心理辅导持续了近三年，总计四十多次，辅导小时上百，陪伴她从养育小女儿，辍学，重新入学，再到今天结项的全过程。
随着接触和信任的加深，思思开始向社工敞开心扉。在她那些说谎和吹牛的背后，是她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尊严。“儿童希望”的社工李梓琨心疼思思受的苦，“她们曾经活在谎言和羞耻的日子里，还伴随着充满欺骗的不见天日的性关系”。
思思的世界早已崩塌，她被自己信赖的人性侵，她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可以相信谁。当她的自我形象跌入谷底时，性侵她的男人又会在过程中说爱她，觉得她好。在那个当下，思思觉得自己是被认可的，被喜欢的。她需要认可，哪怕这认可是虚假的，哪怕获取这瞬间认可的代价是如此之大。
思思从七八岁起被老师猥亵，当时爸妈在外打工。思思曾经告诉过奶奶，奶奶嫌丢人，告诫她“不要再瞎说”。11岁，思思被邻居的五保户老汉性侵十几次，每次完事后，思思都会得到五块或十块钱。
与“儿童希望”接触过的许多案例一样，思思从小就听到施虐人反复对她说这样的话：“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你不要告诉别人，否则人家会觉得你很脏，不喜欢你了”，“这是我爱你的方式”，“你能得到你想要的好吃的，好玩的，不是挺好吗？”
长期处在错误的认知里，思思的行为怎会不偏差？“我们要做的，就是用一份没有条件的、不变的爱，来爱别人眼里‘不值’‘不配’的人。” “儿童希望”的社工希望思思明白，不管她遭遇过什么，哪怕她已经放弃了自己，仍然有人愿意全然接纳她，无条件地爱她。
思思的转变缓慢而艰难，时常反复。不久前，她屡次和社工表示在学校里“坐不住”。思思的吃住都由“儿童希望”提供，平时有辅导老师看管，她看到同学们在外打工，也向往自由。将满18岁的她，提出要结束救助，打算离开机构。
社工们也知道思思不可能在机构一辈子，但也担心，以思思现在的状态，出去打工的风险极高。思思说，她有时会想破罐破摔，不如用身体去换点钱。但一旦她真的那么做了，又会特别难过，特别讨厌自己。
目前，思思回了湖南老家，见到了她的两个女儿。大女儿今年5岁，明年就上小学了。老家不是一个友好的地方，思思一家成了流言蜚语的中心。思思父亲不让她出门，思思和他争吵不断。
“像拔河一样。我们一直在把思思往岸上拉，她内心的声音和周遭的环境总把她往水里拉。”李梓琨说，虽然对思思的救助已经结项，但“儿童希望”对她的支持不会停止，未来打算继续为她提供就业辅导和职业生涯规划，也会一直助养她的两个孩子。
李梓琨和其他关心思思的辅导老师成立了一个群，她们是思思的支持，会一直与她同行。她们对思思的耐心和信心是巨大的，从不吝啬夸奖，看到她帮厨时的细致，看到她照顾孩子的周到，看到属于她自己的幽默，都会及时鼓励。
前面的路一定不好走，但思思的世界已经洒入了阳光。
“你是珍贵的公主”
救助者们发现，儿童，成了困境家庭遭遇一切不公的最后买单者。
小沥的姐姐患有精神分裂，亲生母亲在她们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再婚，又生了妹妹和弟弟。在大城市的城中村里，继母照顾四个流动儿童。一次，和小沥的父亲拌嘴后，不堪重负的继母离家出走，小沥的父亲出去寻找。
次日，父亲发现小沥也失踪了，他赶紧报警，张贴寻人启事。三天后，他接到线索，奔赴城市某地的广场，看到衣衫不整的小沥，面无表情，像个幽灵般晃来晃去。他对小沥叫：“我是爸爸！”小沥目光呆滞，没有任何反应。小沥趿拉着一双男士运动鞋，鞋里淤积着血，两个脚后跟都有深深的刀伤。带小沥回家后发现，她连衣裙下的内衣内裤都不在了……
从那以后，小沥再没有开口说过话。虽然报了警，但难以立案。小沥不讲话，内衣裤找不到，人证物证都没有。
小沥的继母仍未回家，父亲崩溃了。有志愿者帮他们联系到“儿童希望”。小沥见到社工时极度恐惧，一度想挣脱逃走。
几个月后，志愿者再次探访小沥，把刚出锅的栗子饼拿给她吃。小沥伸手接过，就往嘴里塞。吃了两个后，护理阿姨让小沥说声“谢谢”，她微微张了张口，没发出任何声音。但在社工和医生看来，这微小的动作，已是极大的进步。
“儿童希望”愿意陪小沥走下去，虽知艰难，但他们相信只要给小沥提供一个平静、安全且熟悉的环境，她会慢慢恢复。
在四川深山里，“儿童希望”的社工还遇到过另一个艰难的救助案例。在给当地助养项目做培训时，一位小学班主任求助：我们这有个娃娃从8岁起被爸爸和外公强暴了四年，在班上总拿小刀割自己，撞墙，引发班里同学模仿……
这名不幸的女孩叫小洁。除了自残，小洁还有一些令人尴尬的行为。她会跟同班的男生说“你压在我身上吧，怎么怎么样舒服”；她还会在班上画不穿衣服的小人儿。此外，小洁的脾气还很大，班主任不明白，一个小姑娘为什么会因为一些小事和同学大打出手，甚至寻死觅活。
但社工们明白，小洁的心理已出现严重问题，任何矛盾的小火花都可能引爆她内心巨大的悲伤和愤怒。
小洁小时候父母离婚，她被判给了爸爸。事发后很久，小洁去找妈妈秀洁，妈妈见她走路姿势奇怪，小洁就对妈妈讲了自己的遭遇。
秀洁感到五雷轰顶，她最不想看到的事情，果然还是发生了。性侵是这个家庭的罪恶魔咒，在小洁身上并非首例。秀洁想到自己的童年，想到那天差点被自己的亲叔叔和亲生父亲性侵（也就是后来性侵小洁的外公）。幸亏秀洁妈妈发现及时，因不忍看到女儿惨遭蹂躏，她失手将秀洁的叔叔砍死，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度过余生。秀洁失去了保护自己的母亲，被父亲逼着早早嫁给小洁的爸爸，16岁就生下小洁。
秀洁把小洁夺回自己身边，但小洁很难融入妈妈新组织的家庭，她处处感觉自己是个外人。新家的老人患有多种疾病，生活无法自理，全家老少都靠继父一人外出打工的每月2000元左右的收入。秀洁心力交瘁，已没有更多精力去关心小洁内心深处的伤痛。
小洁常觉得肚子疼，妈妈带她去医院检查后，又查不出毛病，妈妈就骂小洁。秀洁不知道，在长达四年的性侵折磨后，小洁出现的生理反应极为常见。不同年龄的孩子遭受性侵后会有不同的症状，腹痛、胃口不佳，无法安睡甚至尿床等，都很常见。
小洁常觉得妈妈爱弟弟妹妹更多。她告诉社工，她常常自责，常常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做的每件事都是错的，连出生在这世上都是一个错误。
这种自责的心态也会发生在受侵害的男童身上。专业的辅导者都知道，在处理男性受害者时，更要敏锐察觉他的心理变化，因为男童在性侵害过程中也会产生勃起反应，从而认为自己对性侵也有责任，轻看自己，或不承认被侵害事实。
从事儿童救助的社工知道，这些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孩子的错。社工看着小洁的眼睛，告诉她：“小洁，你是上帝眼中的公主，洁白无瑕。你很可爱。”社工一遍遍向小洁确认:“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都不是你的错。”
小洁哭了。她想要和社工姐姐做朋友。
第一时间的专业救助最关键
全社会提升防范儿童遭受性侵的意识刻不容缓。201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儿童保护制度建设研究：目标、策略与路径》一书，综合分析中国数次局部调查，研究者认为中国受到各种形式性侵犯的未成年人在10% 以上。
“儿童希望”多年的深度陪伴案例显示，在孩子说出实情后的第一时间给予专业救助最为关键，将长期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人格养成和意志力发展。无论多么困难的案例，如果在第一时间寻求专业救助，孩子都可能逐渐恢复。反之，如果家长斥责孩子说谎或回避否认，即便遭受的性侵不是最严重的，伤害也会逐渐发酵得不可收拾。
“儿童希望”向所有父母呼吁：孩子遭遇性侵后，不发声会更加纵容那股看不见的恶势力，继续对孩子造成隐蔽的伤害。逻辑清晰、有条理的陈述，比情绪的发泄有力百倍，也是对其他还在黑暗中备受折磨的孩子及其家长的最好的声援。
但遗憾的是，很多案例发生时，父母并不在孩子身边。也有一些父母，自己首先“无法接受”“无法面对”，他们的不作为把孩子继续暴露在罪恶下。
目前，“儿童希望”正在修建儿童庇护所，为那些家庭已经丧失功能或遭受父母虐待的孩子按需提供短期庇护、中长期抚养、长期自立的安置决定和处理。
王律师的团队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代理儿童虐待案件，她看到针对受性侵害儿童，在调查、取证、审理的各个环节都有极高难度。特别是受侵害儿童后续所需的各类专业服务几乎还是空白。法律专业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也需要接受专业培训，特别要学习如何避免询问过程中的二次伤害。
小飞是“儿童希望”陪伴了两年的男孩。在13到16岁的三年间，他被县城寄宿制中学的体育老师性侵折磨三年之久，手段令人发指。这名并不具备教师资格证的“体育老师”退伍后进入这所全封闭的学校，专门负责新生军训和每晚的宿舍管理，他选中了包括小飞在内的一批对当兵很向往的男生。
他把小飞等人哄骗到学校附近自己租住的房子，把自己之前猥亵强暴其他男孩的过程演示给他们看，“视频教学”。事后他威胁孩子们签保密协议，“说出去就杀死你们全家”。学校的教务处老师都知道一些情况，除了偶尔告诉小飞“不要去”，他们一直保持沉默。
16岁时，小飞越来越明白自己遭遇了什么，为了保护家人，他长期保持沉默，直到最后精神失常。雪上加霜的是报警后的调查。小飞多么希望抹除这段记忆，但他录口供就做了三次，反复讲述三年来所受折磨的过程和细节。
陪伴了这么多受虐儿童后，“儿童希望”指出，儿童性侵害案件在中国判定困难的原因，首先在于取证困难。直接的物证如DNA会随着时间流失；人证方面，有些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出了事情无人保护，或者孩子不敢开口，担心指认了性侵者，非但不会使他遭受惩罚，反而引来后续报复。
二者，传统的办案手法也不适用于语言表达能力和认知程度有限的未成年人，特别是受到重创的儿童。比如小沥，她处在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中，很难在时效范围内开口。经历重创后，孩子的口供难免出现时间顺序等细节的局部混乱。比如在另一所学校同样被体育老师性侵的女孩琪琪，因为和同学说的事发地点究竟是“红房子还是蓝房子”有出入，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
一些性侵者就是利用了这些漏洞，肆无忌惮地伤害着孩子们。“儿童希望”担心，如果媒体和大众再把焦点对准孩子，纠结于孩子说的话“哪句是真哪句是假”，纠结于口供细节的一致性，就大大偏离了重点。
由于小飞和同学所说的事情被判定是在14岁以后发生（而小飞入校军训遭到性侵时才13岁），且存放大量性侵男孩视频的硬盘已遭损毁，体育老师最后以“非法拘禁罪”被判处2年10个月有期徒刑，判决只字未提“儿童猥亵罪”。
做出这种处理，除了取证困难等原因，一些地方不愿正视这种“见不得人的丑闻”，也是原因之一。
作为有严重性侵前科者，这位体育老师刑满后已经被释放。由于对他定罪为“非法拘禁”，没有涉及对儿童性侵的罪行，他的性侵记录不会被记入相关档案，未来仍有可能流入那些本应被禁入的就业领域。
还有一些孩子不愿意将真相说出来，是因为觉得说了也没用，不被相信，或得不到支持。家长是孩子眼中的“巨人”，但很多时候“巨人”先崩溃了。在一些案件的诉讼阶段，有孩子在目睹家长一次次情绪崩溃后，反而责怪自己说出了真相，麻烦无法解决，还让自己最爱的人痛苦。
孩子们最想听到的是，“这不是你的错”，“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爱你”，“我不会离开你”，但现实中又有多少遭遇性侵的孩子，能生活在家长知晓相关知识并充满爱的家庭中呢?
有一次，在西南山区某地一所学校，李梓琨给五年级的一个班级培训防性侵知识。下课后，十几个女孩来找她，其中四个说，老师提到的属于性侵害的行为，自己也遭遇过。
李梓琨马上找到安全的陪谈辅导室，对女孩们说:“你把这件事告诉老师，是很正确的做法，你很勇敢，老师相信你说的。不管发生什么，都不是你的错。老师想要帮助你，你愿意多说一些吗？”
孩子们听到这些，眼泪就流下来。在关注孩子感受的同时，李梓琨鼓励女孩们把事情的持续时间、发生频率、地点、过程等具体情况说出来。这场辅导时间达两个小时。
“诅咒一样刻入他们内心的罪疚感，需要长时间的陪伴来医治，这不是仅靠专业和资金就可以在短期内解决的。孩子需要的，是自己被玷污后，仍能无条件接纳自己、爱自己的那一束真光。”李梓琨说。
相比性侵者的无耻，孩子的善良令人汗颜。12岁的蓉蓉出生在大山里的一个困难家庭，她的母亲高位截瘫，父亲严重智障，哥哥已经去世。正是看上了这家监护能力薄弱，村支书数次性侵蓉蓉。在确认村支书已经被抓起来后，蓉蓉仍心有余悸:“不叫他吃饭，饿死他！”但蓉蓉马上又心软下来：“还是给他喝点糊糊吧……”
（文中受性侵儿童及家长，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