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9月8日，被联合国设立为国际扫盲日，旨在动员全世界人民重视文盲现象，与文盲现象作斗争，并促进世界各国普及初等教育，提高初等教育的水平，使适龄儿童都能上学，达到能够识字的目标。
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伊始，“扫盲”就被视作一件重要的工作。从1949年到1964年，近一亿中国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如此大规模并卓有成效的扫盲运动，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没有人可以想像，在此之前，全国6亿人口中有４亿多都是文盲，乡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９５％以上。
然而，当人们为扫除文盲的成果而庆贺时，中国的乡村教育却始终处于困境之中，而当今中国农村所存在的问题，也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危急。
在2018年的数起恶性社会案件中，“留守儿童”、“无业青年”这几个频频出现的词汇，再次触动了人们紧绷的神经。
早在2003年，湖南作家阮梅就关注到了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面对《凤凰大视野》栏目的镜头，她曾说：
“留守儿童就等于给今后的社会埋下了无法预期的炸弹，我们在孩子成长初期不给予关注，教育阶段的前几年不给予关注，今后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炸弹，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响。”
十五年过去了，当年参与调查的留守儿童，如今已经长大成人，没有人知道，这一起起看似彼此孤立的个案，又是否会是一系列悲剧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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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者斯科特·罗斯高（Scott Douglas Rozelle）以演讲的形式，向中国公众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数字和观点。
在演讲中，罗斯高提到“中国有63%的农村孩子没上过高中，初中阶段的辍学率在17.6%-31%之间。”
罗斯高教授钻研中国农村问题长达30年，在对陕西寄宿学校的 2000 多名小学生抽样调查后发现，9.3% 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2.7% 较为严重。
与此同时，在国际标准智商测验中，陕西省农村25到30个月大的幼儿，认知滞后比例达到了55%，河北省也是同样的状况，而更边远的云南地区甚至高达60%。
但国际上的正常比例为15%。
如此鲜明的数据对比是非常惊悚的，对发展心理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儿童在一个阶段的发展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在农村儿童中，可能有超过半数的孩子，认知永远缺失了“一部分”。
当人们对这一数字震惊之余，时任中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蔡昉的一席话，更加印证了罗斯高的说法。
2013年，蔡昉在一次报告中披露，2011年与2006年相比，农村初中辍学率提高了1.6倍。而在部分地区，初中辍学率更是高得可怕。
2016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扶贫小组在广东省的粤北、粤西南、粤中以及广州近郊的农村进行的系列调研中发现，部分村落的初中辍学率高达60%以上。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刘成斌按照科学方法统计出，在中国14～ 35岁的青年人口中，辍学总人数大致在2000万～3000万之间。
三千万辍学青年人正在迅速成长，亲情断裂、孤独抑郁，早早辍学的他们，想挣钱又没有能力，正如同不久前犯下“滴滴奸杀案”的当事司机，他是一个长大成年的留守儿童，但又只是三千万分之一而已。
在中国农村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一群人，决定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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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邵阳交通不便的大山深处，有一个日渐凋敝的村庄，纪录片工作者蒋能杰在这里用六年时间，完成了关于留守儿童生活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
纪录片中，当蒋能杰端着相机问孩子们“长大了想做什么？”，孩子们的回答出奇地一致——打工。
在蒋能杰拍摄的光安村，全村1700多人，有近900人都在外打工，留下的只有老人孩子。孩子的父母大都涌入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打工，但由于受到户籍政策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只能将孩子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抚养。
儿童和父母感情的建立，仅有血缘还不够，必须还要有相处时间的长度和频次，但光安村大多数的孩子都没有这种机会。
“他们当中有60%，生下来没多久父母就出去了，对父母没什么印象，更别谈什么感情了。” 蒋能杰说。
回忆起自己的拍摄经历，蒋能杰甚至遇到过戏剧性的一幕：
一个孩子放学，在路上碰到从外地回家探亲的父母，彼此完全都不认识了，孩子叫父母“叔叔阿姨”，父母也没有认出他来。到了家，父母才发现，原来路上碰到的就是自己的小孩。
图片来源：纪录片《村小的孩子》
在拍摄中，蒋能杰还发现留守家庭对于教育的观念不大一样了。“我们那时对知识、学习都比较崇尚，现在，很多留守儿童和他们的父母，都觉得读书没用。”
自2001年起，为了优化师资力量，全国农村中小学开始实施“撤点并校”，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将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就读。
在纪录片中，镇小学距离光安村有十多公里，孩子们每天要往返四小时山路。要想减轻孩子的负担，最好的办法就是爷爷奶奶到镇上陪读，但这无疑又增加了家里的经济负担。
渐渐地，对读书产生消极观念的家庭，越来越多。
在另一部由周浩执导的纪录片《棉花村的孩子们》里也有类似现象，读小学四年级的留守儿童陆小跳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父母两三年都不回家一次。
陆小跳旷课数天，老师们找到他时，他正在田间帮爷爷奶奶放牛。老师问他，为什么不去上学？他的理由是“不敢去，背不了书，怕被语文老师骂。”陆小跳和他的同学们每天要步行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上学，爷爷奶奶心疼，也就不怎么积极让孩子上学了。
学习之外，在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留守儿童在农村学龄儿童中所占比例高达47.7%，半数以上的儿童因父母不在家而感到被人歧视，孤独无助，悲观寂寞。
他们潜意识中既害怕被父母抛弃，又对父母有怨恨，于是常常表现出委屈、拒绝、过度缠绵和不可理喻。
云南漾濞县的孙关雄，15岁，孙关飞，11岁，孙关燕，9岁
爸爸在西双版纳打工，妈妈在附近的县城打散工，他们自己在家生活。
图片来源：南方周末
长期致力于乡村教育的梁晓燕女士曾走访过许多乡村小学，在那里她所看到的景象触目惊心：敏感、冲动、恐惧、孤独、沟通焦虑、学习焦虑，这些都是留守儿童、寄宿学生中常见的心理问题。
2015年6月初，媒体报道湖南衡阳一名12岁的女孩因与同学结怨，用掺杂了毒鼠强的可乐将同学毒死。面对警方，女孩冷静地陈述了20多天前买毒、藏毒、投毒的全过程，唯独在提起她的父母时，女孩崩溃大哭：“不要提他们，我恨他们！”
在这起案件中，死去的、下毒的，都是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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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壳网友Ent曾讲述过一个发生在象群里的极端案例。
在九十年代的南非，由于成年象太重，迁移有很大的技术困难，于是人们将10头年轻的孤儿公象转移到了一处名为匹林斯堡的公园。
结果，原本复杂的家庭和社会结构被扰乱，年轻的孤儿公象们难以充分社会化，这些无人管教的孤儿象群，陷入了令人恐惧的混乱状态：
它们体内睾酮水平飙升，行为完全失控。
第一次有人观察到大象强奸和杀死犀牛的行为，除此之外，大象还会屡次攻击驾车游览的人类。从1991年到2000年，这些年轻公象杀死了超过100只白犀牛和5只黑犀牛。
直到人们不得不引入6头成年象，才最终控制住了形势。在成年象的管教下，年轻公象的行为和发情期很快回归了正常。
相比于白蚁、狮子甚至红毛猩猩，大象是在社会心智上最接近人类的地球物种之一，和人类一样，大象不但拥有社群，而且拥有人类天然能够理解的社会结构。
而与之相同，在中国的农村，一旦原有的家庭和社会结构被破坏，这里就会变成滋生暴力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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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数2018年发生的一桩桩反社会案件，无论是滴滴顺风车的两起奸杀案，还是上海世外小学门前惨绝人寰的凶杀案，都不应当被孤立地看待。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恶性社会案件中，“留守儿童”、“无业青年”这两个词正频频出现。
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的坚韧，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城市却难以融入，物质生活洒脱却难掩精神生活的空虚。
他们可能是保安、配送员、外卖小哥、保姆、网约车司机……当曾经的农村留守儿童来到城市，在生存和情感问题上所面临的挣扎和困惑，正逐渐显现。
作家荞麦说：“如果你不想知道他怎么变成了一个杀人犯，那么会有更多这样的杀人犯产生。”
带着对留守儿童群体的关注，湖南女作家阮梅曾历时三年，跨越五大省份，和1600多名教师和1900多个留守儿童倾心交谈，走访看守所、少管所，接触900多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例。
而后，阮梅发现了这样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
走进少管所的孩子，80%以上是留守儿童和离异家庭的孩子
导致留守儿童犯罪的因素有许多，家庭经济困难、社会支持缺乏、结交不良同伴、毒品和枪支的可获得性、神经生物学因素、人格因素以及家庭因素等，都可能是诱因。
其中，与家庭有关的因素则被看作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威尔认为，心理健康最基本的要求在于婴儿应该有与母亲(或稳定的代理母亲)之间连续不断的、温暖亲密的关系。
早期依恋的顺利完成和发展才能成全一个人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一旦错过关键期，儿童依恋难以重新建立，个体会出现情感不稳定的状况，面对挑战时也容易出现易怒情绪。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曾随机抽取了2009年至2013年间的120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其中留守儿童作案47件，比例达39.2%。
江西省的一项调查显示，2007年5月在押的1877名青少年罪犯中，在犯罪前与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仅占32.6%，其他的孩子则是与爷爷奶奶、其他亲戚朋友生活一起生活，或是独自生活。
缺少情感支持的孩子往往攻击性强，最容易滑向犯罪的边缘。在阮梅的走访中，她也时常会遇到“敌意、冷漠、木然”的脸。
管教干部告诉她，这些留守儿童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小毛病很多；没有时间观念、没有诚信观念；爱占小便宜，对别人的痛苦无所谓。
例如：在监狱里，他们不经别人同意就翻别人柜子，哪怕被抓到了也认为没关系，可是谁敢碰一下自己的东西，却什么都计较。
调查结束后，阮梅每每回忆起那些孩子，他们的眼神中充满的忧郁、恐惧，都让她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
“孩子长期缺少父母亲照管，一旦被人问起父母，更多的孩子虽内心百感交集，但外表显现出的却是问不出言语的沉默，这种沉默让人极其难受。哪怕是钢浇铁铸的心，看了都会心痛，一辈子忘不掉。
有一个八岁男孩子坐在我面前，既不说话，也不回班级，只是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十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想离开。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不得不离开时，我看见他终于泪流满面。”
直到现在，“我仍然还没有从这种眼神中走出来”。
乡村教育，必然是一个沉重的公共议题。
如今，十五年过去了，阮梅在调查中认识的那些留守儿童，他们在经历了缺乏安全感、缺乏家庭温情的童年后，已经长大。
他们随着父辈的足迹来到城市，与之同行的，还有那些留守生活的痕迹。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也已为人父母，而他们的孩子是否会重蹈覆辙，我们不得而知。
只是，当悲剧接踵而至，如果留守儿童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孩子们成长的烦恼，最终会对家庭、社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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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永远不要低估底层的危机
【2】罗斯高·农村儿童的发展怎样影响未来中国
【3】留守儿童问题调查：危害正在显现
【4】《2017年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
【5】是什么让留守儿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6】留守少年儿童犯罪调查：呈多发低龄化趋势
【7】《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
【8】《它是孤立个案，但也可能是系列案的开头》
【9】《在隔壁的中国，那些孩子已经长大了》
【10】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5774849
【11】【2017年物种日历】8月11日 普通非洲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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