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他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不仅如此，梁启超言传身教，悉心培养，他的儿女个个事业有成，创造了“一门三院士，个个皆才俊”的近代以来难以复制的家教传奇。堪称“中国家教第一人”。
梁启超共9个子女后来都成为杰出人才：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航天学家梁思礼，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炮兵上校梁思忠，图书馆学家梁思庄，经济学家梁思达，社会活动家梁思懿，革命军人梁思宁。
梁启超注视着孩子走出的每一步，从蹒跚学步到青春年华，从亦步亦趋到远走高飞，从莘莘学子到事业有成。
1.合格的启蒙老师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童。童年是人生的春天，能否成为栋梁之才，人生春天的播种至关重要。
梁启超早在1897年写过一篇《变法通议?论幼学》，强调“人生百年，立于幼学”，阐述了早教、儿童教育的重要性。
在流亡日本的14年间，是梁启超和子女相处较多的时间段。虽处在流亡的状态，生活清苦，但思顺、思成等儿女都有着美好、快乐的童年，都得到了父亲很多的关爱和教育。
梁思顺初到日本是在家中由梁启超教她读书。后入学，梁启超也一直关心她的学习。据《双涛园日记》，1910年正月、二月，梁启超为思顺“讲书”、批改日记、作文有20次，有时竟至彻夜。
梁启超虽忙于办报、办学、撰稿等各事务，但一直没有放松对孩子们的关心和教育。他注意在家中营造适合孩子成长的轻松、快乐的环境与氛围，对孩子很亲和，和孩子一起玩耍，教他们背诗词，给他们讲故事，还注意在日常生活中给孩子们知识和心智上的启迪。
2.优质的学校教育
教育不是单方面的，家庭教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整个教育阶段的关键，社会教育是前两者的延伸。
梁启超总是不计成本，大量投入。他宁肯别的地方省一点，也要让孩子上好的学校，让孩子留学。梁思成、梁思永在留学前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其他子女也打算送出国留学，但因梁启超过早去世，未能如愿。后来，思达、思宁入了南开大学，思懿上的燕京大学。
从情感上对儿女依恋、疼爱，但为了对他们成长更有助益，他还是大力支持子女远涉重洋、负笈留学，增广知识、开阔视野。他9个子女先后有7个曾到海外读书或工作，尤其在晚年，有5个子女同时求学、生活在国外。
3.“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
梁启超也关注孩子的职业，他认为事业无所谓大小，个人因自己的地位和财力，认定一件事去做，就是可敬的。他指出，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药可医，唯有无业游民，那是圣人也拿他没办法的，所以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当然，梁启超也主张职业最好与人的理想追求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把就业视为谋一饭碗。
1928年他致信梁思成夫妇，认为职业是求自立，但最好符合自己的理想追求，“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的痛苦，倒不值得”。
4.“做官实易损人格”
千百年来，儒学倡导“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使“官本位”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厚传统，造就了许许多多的“官迷”。
西方发达国家，最有声望的职业多为医生、教授、法官、律师、工程师等高级知识分子，而我国列在前位的是官员。
1916年梁启超致信梁思顺，提到：“但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吾倾方谋一二教育事业，希哲（梁思顺之夫）终须向此方向助我耳。”
梁启超并非一般地反对子女从政，而主张尊重个人意愿，如对梁思忠“走军事和政治那条路”的选择就是肯定的。
5.冷僻专业
梁启超在孩子专业的选择上，可谓独辟蹊径、别具一格，思成学了建筑学，思永也学了冷僻的考古学专业。兄弟俩都学有所成，都成了院士，这与梁启超当初为他们的精心策划分不开的，显示了他独到、深邃、博大的眼光。
梁思永的女儿梁柏说过，父亲梁思永之所以选择考古，是因为祖父梁启超的影响。当时外国人来中国盗挖文物牟取暴利很是猖獗。祖父梁启超觉得不能放任自家宝贝被人夺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考古学科。于是她的父亲梁思永便义不容辞地赴美学习考古了。
6.培养爱国情操
梁启超对子女的影响和引导是多方面的，最为基本、最为宝贵的当属培养爱国情操。他自己一生忠贞爱国、矢志不渝，他的9个子女也都从小形成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感情，都和父亲一样始终怀抱一颗爱国之心。
当时国内局势动荡，梁启超一度希望梁思成先在美国找个职业，等国内安定了再回国为祖国服务。但最终思成夫妇还是及时回到了饱经磨难的祖国，这让梁启超深感欣慰。他们回国后与祖国共患难，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了贫病交加的艰苦岁月，不改以所学报效国家之志。
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按照父亲工业救国、科技救国的思想，赴美读了工科，成了中国一代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多年后，当记者问及“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持着您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航天事业”，梁思礼的回答“是一种爱国与奉献的精神”“我内心的爱国思想源自父亲”。
7.“意育”教人不惧
1922年，梁启超在《为学与做人》的演讲中指出：学生进学校“为的是学做人”；教育包括智育、情育和意育三方面，智育教人不惑，情育教人不忧，意育教人不惧。梁启超的“意育”就是要培养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即现在所说的“毅商”。
梁启超的子女都有顽强的意志和毅力，他们遭受过挫折、磨难、苦难，但都经受住了人生的考验。
诚如其外孙女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所说：“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奋斗史，但每个人都是成功者。”“父亲的光环并没有保护他们，他们经历了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但他们都经受住了种种考验，笑对人生，这就是梁启超对儿女们的珍传。”
8“智育”教人不惑
梁启超对儿女的读书、学业是非常重视的，认为这是一个人立身的基础。他常常提醒子女要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强调“汝辈学业切宜勿荒”“欲汝成学之心犹切”。他并不看重结果如成绩、文凭等，不看重是否出色、成功，而是强调要有尽其所能、刻苦学思等学习态度与治学精神。
在治学上梁启超要求子女既要广博又要专精。并希望子女兼顾新学与旧学、西学与国学，主张“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力主中西古今文化的融会贯通。
9.“情育”教人不忧
情商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生的幸福与成败。情感教育离不开家庭环境，梁启超很值得我们每一位家长学习。他注意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注意培养孩子们热爱和尊敬长辈及其他亲人，注意培养孩子的同情心、感恩心，启发他们由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做一个有爱心、有感恩之心的人。
1924年，梁启超的夫人李惠仙乳腺癌不治而逝。梁启超悲痛万分写下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他在书信中向孩子们推介了《祭梁夫人文》这一“情育”的佳作。希望借这篇饱含深情的祭文对子女进行情感教育，让他们感悟家庭的责任，感悟以孝为本的亲情，感悟学会感恩的必要。
梁启超9个子女在父母的倡导下，形成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姐妹情深的和谐氛围，组成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父亲对子女之间所展现的友好相亲的天伦之情，总是给予及时的鼓励与肯定。
此外，梁启超强调：“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握住了。”
梁启超在书信里，不时地给孩子寄去自己的诗作、词作，抒发自己的儿女之情，也借以催化孩子们的情商、情调、情趣。他给子女的诗词，反映出一片蔼然、温馨的父子父女之情，很有人情味。
1925年致思顺、思成的《虞美人》写到：“一夜愁里频来去，泪共沧波助。悬知一步一回眸，篏着阿爷小影在心头。天涯诸弟相逢道，哭罢还应笑。海云不碍雁传书，可有夜床俊语寄翁无。”
10.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梁启超很有经济头脑和赚钱能力，自己坚持不发不义之财、不挣昧心之钱，也注意对子女进行财商、理财方面的教育，告诫他们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鼓励他们自强自立，既不讳言功利，也要看淡名利。
他在评说山西商人的经营之道和制胜法宝时，写下“晋商笃守信用”六个字。在夫人李惠仙投机失败后，他写信告诫子女：“切勿见猎心喜，吾家殆终（始终）不能享无汗之金钱也。”
“财商”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实现成功人生的关键。智商反映人作为自然人的生存能力；情商反映社会人的社会生存能力；而财商则是反映人作为经济人在经济社会中的生存能力。
11.大小宝贝们的慈父
父亲给人的印象似乎总是很威严的，似乎不屑于也不善于以娓娓道来的语言表达对子女的关爱。梁启超则不然，他在孩子们面前是一个满心慈爱、满怀亲情的父亲。
梁启超的400封家书，是一位慈祥父亲与孩子们平等而亲切的心灵对话。梁启超亲切的称长女思顺“大宝贝”“娴儿”“Baby思顺”“顺儿”；称小儿子思礼“老白鼻”“老白鼻者”“老Baby也”；给思懿“司马懿”的外号；称思庄为“庄庄”，思忠为“忠忠”，思达为“达达”，思宁，却改为行名，呼为“六六”；或者集体称为“大小孩子们”“大孩子们、小孩子们”等。
这些各异的称呼都映衬出父亲梁启超的亲切与慈爱。
12.做孩子的知心朋友
梁启超的书信没有一般长辈常有的说教，没有疾言厉色的训斥，没有居高临下的口气，只有循循善诱，没有呵斥指责；只有建言建议，没有武断命令；只有娓娓道来，没有简单粗暴；只有信任通透，没有遮遮掩掩。
“嗟夫思顺，汝悉我今夕之苦闷耶？”梁启超不会为了父亲的威严而在孩子面前遮掩自己的脆弱，他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失望与希望都与孩子倾诉，让孩子听到自己的心声。
